王莽新政，又称为王莽改制，是为了缓解西汉末年越来越紧张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一系列新措施，被称为“托古改制”。这些措施包括土地、货币、商业和官名县名的改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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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8年，孺子婴（刘婴）禅让帝位于王莽手中，初始元年，王莽正式称帝，将国号改为“新”，把长安更名为常安，并将其定为新朝的都城。这一历史事件开创了符命禅让作为皇帝的先例。随之而来的是王莽实施的全面社会改革。
王莽效仿《周礼》制度进行新政改革，多次变更货币制度、修改官制与官名、恢复“井田制”并将盐、铁、酒、货币制度以及山林川泽归国有，重新分配耕地，同时废止奴隶制度，建立五均赊贷制度和六筦政策，借助公权力平衡物价，避免商人剥削，增加国库收入。此外，王莽还将刑罚、礼仪、田宅车服等仪式恢复至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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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王莽的改革并没有扭转西汉朝廷的社会危机，反而加剧了各种矛盾，因为政策过于复杂，与实际情况不符，百姓受到了伤害，而不是受益。政策频繁变化，使得民众和官员不知所措，引发了天下各地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情绪的不断升级。在天凤四年(公元17年)，全国遭受了蝗灾、旱灾和饥荒，农民们纷纷起义，形成了规模庞大的反抗，从而导致了新朝的垮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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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莽在改革中失败的主观原因是动欲慕古且不切实际。他竭力复古，推崇《周礼》并严格遵循古代政治制度，却忽视了时代的变异和现实的需要，最终导致了改革的失败。王莽曾言：“承天当古，制礼以治民”，并在成为宰辅后，《周礼》成了他的行政指南。他对大儒理想境界的羡慕也使得他在新政建立后，殷切地追求古代政治思想，并且在政令、设施等方面都采取了复古主义的手段，让一切变得古色古香。然而，这种儒家理想主义者的行为，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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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莽这个人，性情躁动，好虚荣，追求声名。虽然他想改革，但对遇到的难题估计不足，导致很多措施最终中途放弃，或仅仅限于颁布法令。在改制中，他对币制和地名的变更尤为着迷。在他统治期间，仅仅经过了不到三年就有四次下诏改币，五次重申货币改革。他改变货币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贬值来聚敛财富。但结果是每次币制改革都对人民的财富造成了大掠夺，社会经济陷入混乱，因此“农商失业，食货俱废，民涕泣于道”。这种频繁的币制改革是中国币制史上独一无二的，异常混乱、荒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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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固执己见，听从非人所说。在王莽登基之前，他的名声就已经十分显赫，甚至得到了皇帝、太后的赏识。百姓和士大夫纷纷上书称赞他。这种声望使得王莽在改革中过于自信，过于迷信儒家经典条文，以至于变得刚愎自用，不听劝谏，甚至故意回避现实问题。王莽常常认为他的法令条文都是完美无缺的，因此经常不能正确处理忠告和谏言。例如，大司马严尤曾上书，陈述对匈奴作战的困难及不利条件，建议停止对匈奴的战争，集中力量镇压农民起义。然而，他的建议被王莽贬去大司马之职。
当使者报告农民起义是由于法律严苛、剥削繁重时，王莽并没有相信，反而认为是虚假的，并立即罢免了使者的职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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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象不利于王莽改制，自然灾害严重，公元前后属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最为惨烈的时期之一。据记载，旱灾、蝗灾、瘟疫、黄河改道等灾害频发，范围广泛破坏长期持续。即使在国家储备充足、社会秩序稳定的情况下，灾害也会造成巨大损失。而这次大规模灾害发生在国家金库早已耗尽的剧烈变革时代，其所带来的影响更是难以想象的严重。